国际教育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分类认为，毛入学率低于30%的时候是属于高等教育精英化的阶段，30%-50%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50%以上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

那么，中国教育下一步向何处去？我们提出了“做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中国当前教育发展的突出特点：

首先，在城市化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出现的教育格局，我们经常称为“城挤乡空”。

数据表明，小学生的城镇化率要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将近16个百分点，而初中生的城镇化率要比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高20多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大量的农村学生进城择校，进城上学，造成了这么一个空间格局。

中国最大的社会差异实际上是城乡差异，在乡村的学校当中也区分了这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县城大规模、大班额的学校；二是乡镇的寄宿制学校；三是乡村的小规模学校。

同时，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两个教育边缘化的群体：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现在新的分布状况是，流动儿童更多的集中在沿海地区，而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农村。

中国教育面临另一个的特点，就是少子化。从这个数据来看，今年可能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新生人口断崖式减少，低于1000万，这就会对教育结构尤其是对学前教育产生巨大的冲击，现在幼儿园将面临过剩和关闭的浪潮，这只是少子化带来的一个冲击。

要确定我们下一步前行的方向，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自我认知，看看我们现在的坐标，现在的基点。

中国从2009年开始参与了OECD的PISA测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非常系统、非常权威的第三方教育评价，帮助我们来认知中国基础教育的现实。这个PISA测试是面对15岁青少年的学科测试，主要是数学、科学和阅读三个方向，我们所熟知的就是这么一个成就，就是中国从2009年首次参加PISA测试开始一举夺冠，取代了多年来被称为世界第一的芬兰教育。

但是我们再仔细了解一下，中国到目前为止参加了四次测试，前两次都是以上海作为中国代表，总分第一，但是以上海作为中国的代表显然不具代表性。2015年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四省联动参加PISA测试，总分第十。2018年又调整了组合，把广东换成了江苏，继续保持了总分第一。在这么一个阵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区域差距。

以2012年PISA测试的学生课外作业时间调查为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中国不仅获得了学业成就的第一，还获得了课业负担第一，学习时间之长，是世界之最。这说的世界之最完全是真实的，高于OECD国家其他的平均值7.8个小时，港澳和其他地区课外学习时间是上海的一半，而日本仅为上海的1/3。这个排行最后的一位是日本，而上海是第一位，可以看到这个差距之大。

2018年关于阅读成绩和学习时长的调查当中，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之长，同样都已经是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

关于学习效率的评价，中国在测试的国家中位于靠后的梯队，而芬兰和日本都是在最前的序列中。这证明了我们的学习时间虽然很长，但是学习效率很低。

PISA测试它不仅提供了学业成就的评价，而且也提供了关于教育公平的评价。在2015年评价当中，它把学业成就和学校的公平区分了四个领域，中国是处于高成就、低公平的区域。而芬兰、日本、德国这些国家都是处于高成就、高公平的区域。显然、高成就、高公平是教育的理想，是更值得我们追求的。

具体而言，中国在教育公平方面的表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在2015年的测试当中，它主要提供了三组指标：一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指数，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意愿和学习动力，来看各个阶层孩子的差距；二是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分数差，把学生分成五个不同的等级，计算每跨越一个等级对成绩分数产生的影响；三是学校经济地位的分数差，把学生分为三个等级，测量不同学校之间等级的分数差。

结果显示，中国三个教育公平的指标都高于世界平均值，也高于美国。中国香港、澳门的教育公平状态是远远好于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的。

PISA还测量了孩子的主观感受，就是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感知。从2018年调查来看，中国的学生幸福感知也是排在了最后的序列，排到了第51位和第61位。

PISA测试还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评价，这就是在科学和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当中，期待成为科学和工程专业人士的比例，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学生的比例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男生占15%，女生不到10%。还有一个调查是关于当教师的意愿，同样是非常非常低的。

2018年的调查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的四省联队师资短缺情况比较严重，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尤其是乡镇学校短缺非常严重，是非常短缺的状态。关键是我们要看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还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教育文化最发达的省份，如果考虑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师资短缺这个情况更为严重。

所以，基于这么一个现实，我们要对中国下一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一些想法。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首要症结不是公平和质量，也不是教育经费和资源的低效使用，而是学校系统组织方式的落后。

这个说法对我们是有振聋发聩之效。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双减”仅仅是在规范和禁堵缺口上做了一些贡献，而要缩小学校和学生的差距还是要开展公办学校的办学体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学校的公平和均衡发展。

另外是要加快改变城乡户籍等身份制度。当前造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规模巨大的弱势群体，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城市化建设过程当中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目标没有实现，所以要落实按照常住人口规划和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要求，要落实农民工子弟在流入地的城市入学和升学的政策。这些概念都有，只不过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见，中国应该把实行“小班小校”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因为多年来在普及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一种效率优先的思维，举办大规模的学校，出现了大班额的现象，有的班甚至大到了60、70、80人。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摆脱效率优先大规模学校的思维，人少了就撤学校，人多了建学校仍然是大班额，只有在农村，在中国最薄弱的底部还有10万多所小规模学校，也就是100人左右的学校。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建设好农村小规模学校不仅仅是保障教育公平的托底需要，而且由于小规模学校可以关注每一个学生，便于实行有根和有机的教育，所以小班小校其实是适合城市和农村的面向未来的共同的学校形态，尤其是在新兴城市和教育改革实验区应当明确建立小班额、小规模学校，比如说每个班的班额不大于30人。

要以学习化社会的理念构思高中教育和高中后教育，因为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城镇化和少子化，而且是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时代学习化社会的挑战。

有一位学者提出“高中后职业教育”的概念取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概念。在当前减负的政策当中，关于高中阶段的普职分离，给学生和家长造成很大焦虑，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需要重新思考和规划的。

高中后职业教育实际上就是把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硕士、专业学位博士等学位教育，以及各类职业证书教育和在职培训包含在一起，用这个概念，不再单独强调教育的高等性和学历性，来提供学制灵活、门槛更低、费用更低，也更容易完成的教育方式，也就是要更新我们对职业教育的一些认识。此外通过构建一个新的评价制度来形成低评价、低竞争、低管控的教育生态。

我们经常提，中国的教育理想其实就是要实行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能够保障儿童休息和睡眠的教育。这个说起来是教育的最低纲领，但是现在也已经变成了我们教育的最高纲领。能够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中国学校的学习时间之长、课业负担之重都是世界之最。我们国家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毕业要上1.3万节课，德国是5800节，德国都是半天上课。大多数国家的中学生每年放假四个多月，他们的休息时间是中国的一倍，学业时间是中国的一半。

所以中国要形成一个低竞争的、低评价的善待儿童的教育生态，还要做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就是我们公办学校的教学内容、评价方法，做一些整体性的改变。

在少子化的时代，每一个儿童都是可珍贵的，我们比以往更有可能实行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通过教育红利，通过改革红利，来弥补人口红利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