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笔下的《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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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年初，梁启超欧游归国，决心告别政治，专心从事学术著述。在这一年，他的一部力作便是泽溉数代、影响深广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之撰著，如众所知，其直接缘起是蒋百里为《欧洲文艺复兴史》请序，而远一层因缘则是胡适的建议：

这两层是学界所熟知的。在新校本《清代学术概论》的《校订说明》中，校者俞国林先生又抉发出任公撰著《概论》的另外几重“远因”：其一，任公亲历清季民国变局，于清初学术有“异代同符”之感；其二，任公曾于1918年暑期为儿辈讲“学术源流”，梁启勋跋谓此宗讲记“实《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矣”；其三，康有为曾在万木草堂为梁启超、梁启勋诸生讲古今学术源流，任公撰《概论》，其实是远绍当年万木草堂旧事（俞校本《校订说明》，p5-10）。

无论是近因还是远因，皆可看出《概论》一书与作者、学林、世代的丝缕缠绕。实际上，《概论》撰著之时与之后，民国学人皆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尤其是胡适、蒋百里、顾颉刚等，乃书稿的第一批读者，诸人于《概论》多有订补，其始末详情，俞校本《校订说明·初稿与定稿》一节考之详矣，可以参看。下文拟结合民国时期的书报尺素，钩沉史料，略窥民国学人对《概论》的评骘。

《清代学术概论》稿本（左）和大学丛书本（右）

梁启超（1873~1929年）

这则日记，为我们存留了《概论》的早期题名情况。当然，此处“文学”二字，恐是张元济误记，应作“学术”，因为在任公笔下，凡用“文学”处，已经不是文言语境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涵义了。俞校本曾引任公与张东荪函，中谓方撰《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又引1918年任公与仲弟梁启勋函，中谓方为儿辈讲“学术流别”（俞校本《校订说明》，p6-9）。《概论》另有一省称曰《清学概论》，见于梁启超的《自序》。据此可见，《概论》在定名之前，有着多歧的制题。后来，梁启超考虑到此书原为书序，体例有不自惬意之处，“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一九一九年梁任公（一排中）、蒋百里（一排左二）、丁文江（二排左二）等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

张元济撰日记的次年，1921年2月，《概论》单行本出版。3月27日，《申报》刊载了一则书讯：

左：《清代学术概论》初刊本封面；右：《申报》上刊登的该书书讯

这也是《概论》第一次走进大众的视野。此后，胡适、傅斯年均曾有意撰写书评，可惜最终皆未动笔。不过，此书的影响实际是不胫而走，对并世学人启益颇著。林语堂曾坦陈，《清代学术概论》这小册子是他“摸到清代学术思想门径的好指导”（《论文艺如何复兴法子》）。张舜徽也曾回忆，早年“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尤好之不忍释手，读之终卷。生平服膺乾嘉诸儒之学，盖自此始”（《旧学辑存·忆往编》）。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君劢访问新亚书院时，仍以《清代学术概论》作为讲评文本，并追忆了当年与任公的交游。

柴德赓认为，“近人讲清代学术史，自以梁任公先生为首创”（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叙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民国学人喜讲清代学术源流与系谱，如罗振玉1931年讲《清代学术源流概略》，章太炎1934年讲《清代学术之系统》，尽管未必可坐实是任公《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刺激下的产物，但至少可以说，他们在讲清代学术史的时候，心中有任公的著作在。任公《概论》的撰写，是接纳了胡适的建议，而任公此书著成后，在多个层面对胡适产生了正向的激发。在清学史二种之前，任公曾撰写《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可惜最终属于未定之稿。尽管如此，此文却提振了胡适的学术志气：“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四十自述》）另外，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脉络与衡鉴，梁启超也对胡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对于晚清诗人，《清代学术概论》仅举郑珍、金和二人，胡适在《申报》五十年纪念增刊上撰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所举代表诗人即与《概论》相同。当然，杨洪烈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梁任公遗漏了诗僧苏曼殊，感慨“这天才卓绝的文学家苏曼殊，却始终没有一个位置”（《苏曼殊传》）。

任公此书所创设的“体制”，被钱穆评为“大可取法”。尽管在此书之前，已有章太炎《清儒》、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诸文，皆具综合推阐的特点，但皆篇幅不多，难以于尺幅之间见千里之势。唯独《概论》一书，分类讲述，发凡起例，俱见学术之眼光与胆识。并且，《概论》的学术见解，也有民国学人（如刘太希）认为超过了章太炎《国故论衡》的《清儒》篇（《记梁任公》）。此书中的很多原创性观点，开后世无尽法门，最为学界所称道的是，《概论》三次言及“文献学”，后来的学人奉之为宗祧，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文献学”概念的提出者。另外，在《概论》中，梁启超有一段评价乃师康有为的断语说：

后世在评价康有为时，多引任公此说，以为“精确不移，诚定论矣”（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卷上）。

梁任公与胡适函（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概论》有一大主线，那便是对清学“文艺复兴”的阐释。可实际上，无论同时还是稍后，民国学人对本书的这一比附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大约也是并不认同。在梁任公逝世的当年（1929），谢扶雅于《知难》杂志上发表评论，很不客气甚且略显“轻佻”地批评任公《概论》以清代考证学、今文经学类比欧洲“文艺复兴”之不伦：“与其说是客观的定断，毋宁说是主观的希望”（《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第一次对这一比附进行了学理层面的辩证。随着国人对西学研究的深入，后世自然更不会认同以清学比附“文艺复兴”了。

任公《概论》中的论断，有着典型的儒家人格观念，故而会斥袁枚曰“无行”，而贬龚自珍曰“不检细行”。李石岑曾为二人鸣冤，认为任公“忽视他们关于人生上的特殊见解，这又是何等可太息的事”（《人生哲学》上卷）。如果对这一公案加以评议的话，可以说李石岑并未细读任公著作，盖任公曾开宗明义地讲到“为学之道，人格在第一层，学问在第二层”，这也是任公在《概论》中缕述的“精神”之深义（俞校本《校订说明》，p6）。

更多的学人，则从增补的角度，指出《概论》之未备，例如袁大韶指出任公此书“成书过速”，故多有遗漏失检：“崔述《考信录》一书，辨析上古史事，最为谨严，其鉴别虚伪精神，影响于近代学风甚巨，故近人尊为‘科学的古史家’。梁书于清代史学大师均有论及，独于崔东壁一字不提。”（《出版周刊》新89号，1934年）另外，清代以经师名儒而治佛学者，梁氏亦遗漏汪缙、江沅、吴颖芳等。至于学问门类，袁大韶认为此书于目录学家及目录学著述完全失载，亦属大醇小疵。

（注：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