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才林：论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
2021-03-05
红军长征因其“英雄创世纪”的奇迹，80多年来不断引起世界多国人士的高度关注，他们写下诸多纪实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作出各种视角下的诠释，从而构成了一部宏大的红军长征国际传播史。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角色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演变，红军长征的国际传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国民党封锁时期、冷战对峙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特指国民党封锁时期，即红军长征至全面抗战时期。梳理各个时期的传播，从中可以洞见长征对中国乃至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坚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关于红军长征的研究，成果很多；具体到红军长征的国际传播研究，成果不多；再具体到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研究，成果更少。综合来看，相关研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2006年）和80周年（2016年）之际，彰显了纪念史学的特征。二是相关论文大多以“谁是长征国际传播第一人”“谁最早向世界讲述了长征”或“外国人士眼里的长征”为题展开论述。三是围绕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叙事，进行长征精神的时代表达。这些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是，对于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著作内在的全面性关联挖掘不足、传播主题的分类阐释深度不足、传播特点的提要钩玄不足。因此，为了对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追根溯源，本文拟探讨三个方面的内容：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主要作品、传播主题、传播特点。
自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归于失败，国民党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对外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对内进行种种污名化报道，不断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红军为“土匪”“共匪”，间或宣称“共匪”已被“剿灭”，时而又分别悬赏25万元银洋缉拿“朱毛”的人头。从那时起，在中国做一名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简直就是犯了死罪。在长达近10年的岁月里，有关中共和红军的各种谣言满天飞，“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此间1936年，人们只知道中国共产党被称为‘赤匪’，没有一个西方观察者与其领导人有过直接接触，或向外部世界报道过他们。时隔三分之一世纪之后，在我们今日看来，当时几乎无人知晓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运动，这一点简直令人不可置信。”在无法对中国苏维埃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况下，远东问题的专家们不得不根据那些既不能提供情报，又难以辨其真伪的材料，使他们的评价系统化。既然缺乏获取有关红军苏区确切资料的必要途径，人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传闻，而不是凭借实据。围绕这一问题所作的一切文章，都只能归入“宣传、诡辩、猜测或传闻”一类。因此，“关于共产主义中国的情况，你相信什么仍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要么是出于对他的同情，要么是对他的敬佩足以使你认为他的明智判断很有份量”。人们只能在整体上对事实真相近乎全然无知的条件下认识有关中共的报道。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早期国际传播红军长征真相的作品主要有哪些？是谁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向世界最早传播了红军长征的真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还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下简称斯诺）？还是被“扣押”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抑或他人间接转述？（一）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和著作《随军西行见闻录》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当属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西行漫记》）最早向世界传播了红军长征的真相。其实首先是中共中央派陈云，突破国民党封锁，赴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长征的报告，真相由此在苏联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的20多个政党所在国家中开始传播。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白区党组织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秘密离开，到达上海后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的报告在原档案中的俄文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这份俄文记录稿存放在共产国际档案中尘封了60多年。1996年，我国驻俄使馆工作人员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所的协助下，找到了这份俄文记录稿，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翻译，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为标题公布。对于陈云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认为：“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外国党的这类资料。因为在这里就座的一方面是英勇的长征的参加者，另一方面是近几年中国革命斗争的参加者。这将是极珍贵的资料。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与我们迄今看到过的完全不同形式的东西。我们看到了一个切切实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机勃勃的党。我认为，这些材料应该发表，加以广泛宣传。”以陈云的报告为基础整理而成的《英勇的西征》于1936年发表在《共产国际》第1、2期合刊上，署名“施平”。此“施平”并非彼“史平”，陈云本人也否认《英勇的西征》是他整理的，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党的文献》公布了此文。“施平”究竟是谁，学术界考证未果。
陈云记述红军长征的著作广泛传播，当属《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书1936年3月首次发表于中共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署名“廉臣”，注明写于“廿四年八月于沪滨”，即1935年8月写于上海。此书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巧妙地描述了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历时8个月、途经6省、行程12000里到达四川的经历。同年7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该书很快传播到国内，产生巨大影响。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刊载此文时第一次公开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1995年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称陈云“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军西行见闻录》因为传播广泛，成为红色革命经典。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杨定华”在《救国时报》发表《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经学者综合考证和陈云的回忆，“杨定华”即邓发。邓发于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在山西遇难，因此无法得知他本人对这两篇文章来龙去脉的记载。据陈云回忆，邓发到莫斯科后，曾接着他的写作方式，假托另一名红军俘虏续写红军长征，之后登在巴黎《救国时报》上。陈云一言定音，尘封了70年的谜底终于揭开，“杨定华”就是邓发。《救国时报》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苏联莫斯科、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邓发在该报发表的这两篇长文是继《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接续叙述红军长征史的珍贵著作。
长征油画（图源：网络）
这三篇长文连在一起正好完整地叙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全程，在巴黎主持《救国时报》的吴玉章和在莫斯科的李立三、陈云、陈潭秋等决定把三文合编出版一部《长征记》，并在报上刊登了“本报为出版《长征记》招收预约启事”和著作者捐赠版权启事。应该说，这部《长征记》是完整叙述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第一部单行本图书，两位作者均是亲历者，其史料价值非常高。遗憾的是，国内史学界目前没有发现该书1938年《救国时报》出版的《长征记》，但幸运的是国内学者收藏有1938年11月由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俄文版，32开80页，封面为长征地图，正文有红军插图10幅。
很少有人知道，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资料来源于红军长征的亲历者在1936年集体撰写的《红军长征记》。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等发起征稿启事：“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9月5日以前汇总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征稿启事中“现有极好机会”就是指1936年6月斯诺到达陕北采访的时机。征稿的编辑工作于1937年2月完成，定名《两万五千里》，收入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毛泽东请宣传部把100篇稿件用复写纸复写了几份，其中一份交给斯诺。斯诺带着这些原始材料和采访笔录，写下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红军长征的故事因此传遍世界。
中共中央为了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两万五千里》这本书没有刊印。为防止遗失和满足小范围阅读需求，1942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将此书改名为《红军长征记》，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少量印刷发行。该书是长征胜利不久由亲历者集体写成的作品，原汁原味，因而被称作“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薄复礼1922年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华，驻贵州镇远教堂。1934年10月，在贵州旧州（黄平）一带，薄复礼一行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偶遇”，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扣押。此后一直随红军辗转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万余里，在外宿营达300多处，直到1936年4月在云南昆明近郊被作为“瑞士公民”无罪释放。之后薄复礼写了这段见闻，于同年8月先后以英文和法文出版，薄复礼被西方称为“介绍长征第一人”。因为该书宗教色彩浓厚，虽在西方畅销，但缺乏中文版，所以此后半个世纪里在中国鲜为人知。直到1985年，山东学者严强、席伟在济南广智院意外发现了1936年英文版The Restraining Hand：CaptivityforChrist in China，中文直译《抑制之手——一位基督徒在中国被俘》，作者RudolfAifred Bosshardt Piaget。1988年他们以《神灵之手——一个被红军释放的外国传教士见闻录》的中译名率先在《贵州文史丛刊》全文发表，在国内引发“长征中的另一个外国人”和“谁是第一个介绍长征的外国人”的学术探讨，并发现薄复礼还有一个1978年英文重写版The Guiding Hand：Captivity and Answered Prayer in China，直译《导手——在华被俘与神的回应》。该书1978年版与1936年版相比，除缺少原版所附照片和手绘地图外，全书由15万字缩减为10万余字。其实，还有另一位亲历长征的传教士回忆录，该书原题Who Shall Separate?，直译为《谁将分离？》，作者Amolis Hayman（1890-1971），中文名是成邦庆，他和薄复礼一行被“扣押”，跟随红军长征，413天后被释放。成邦庆回到上海后撰写了这段经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发表在1936年4月号的内地会刊物《中国亿兆》，该文虽只有5页篇幅，却把他被扣押、逃跑、审判、谈判以及长征途中的生活过程都简要地呈现出来，这是他后来撰写回忆录的基础。成邦庆的回忆录比薄复礼完成得晚一些，一直湮没无闻，直到2003年新西兰的安琳教授在澳大利亚发现其后代所珍藏的原稿，经整理后于2010年在美国出版，书名直译为《长征路上的外国传教士：中华内地会传教士成邦庆回忆录》，该回忆录叙述了红二方面军的很多侧面，本意同薄复礼一样，目的是感恩上帝。
（五）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西行漫记》）等相关著作
在改革开放前，学界一般认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最早向世界传播红军长征，但仔细比对可以发现，斯诺等著、王福时等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才是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斯诺访问陕北的书籍。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被称为《西行漫记》的“雏形本”。该书1937年4月出中文版，比《红星照耀中国》早6个月。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时改名为《前西行漫记》。该书第一部分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没有的“毛施会见记”，第二部分是斯诺在北平协和教会的长篇讲演《红党与西北》，第三部分是《红星照耀中国》全书57节中的13节，第四部分是美国学者诺尔曼·韩蔚尔报道红四方面军的三篇文章，第五部分是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第六部分是附录《随军西行见闻录》。该书更为珍贵的是首次发表了斯诺拍摄的34张红军的照片、斯诺收集的10首红军歌曲和1幅长征路线图。这部分资料，后来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和中文版《西行漫记》也很少选用，由此可见其弥足珍贵。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后来闻名全球，最先发表这首诗的却是斯诺，刊登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封三上。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即《红星照耀中国》，其中第五章为长征。1938年7月，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出版了Red Star Over China的修订版，该版经斯诺修订增补，文字与“复社”版不同，内容上多了第十三章：“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旭日上的暗影）”。该版有近20种文字翻译出版，与迪克·威尔逊的《长征：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的生存史诗》、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成为西方传播中国红军长征的三部纪实性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在1938年2月由胡愈之策划，以“复社”名义出版，考虑到能够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突破新闻封锁的缘故，中译本起名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10个月内印行4版，轰动国内外，国民党政府多次下令查禁，但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而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其实，围绕《红星照耀中国》，还有斯诺著、汪衡翻译的《毛泽东自传》和《长征》两部作品也很有影响。《毛泽东自传》即《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长征》即《红星照耀中国》第五章“长征”。这两本书的英文版首先发表在美国《亚细亚》杂志，翻译工作是由复旦大学学生、文摘社的编辑汪衡完成的。1937年8月，上海《文摘》杂志开始发表《毛泽东自传》，同年1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毛泽东自传》单行本。上海《文摘战时旬刊》连载《长征》完毕后，1938年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除上述主要作品外，日本编的红军长征书籍也不可忽视。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之后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遍布中国的形形色色的日本间谍对于中国各大实力派的动向盯得很紧，他们编纂的红军长征资料和书籍虽然不是公开进行国际传播，但是使用情报的日本军方则形成了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基本判断，并影响到他们的对策。而且有些书籍其实就是翻译了中国境内或国外出版的长征著作，因此这些情况都可视之为日本特定群体范围内对红军长征的传播。此处略举三例。一是1937年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编的资料《最近中国红军之概观》，认为中国红军不是乌合之众，而是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教育、极富组织性的军队。二是1939年由南满洲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的《第八路军及新编第四军相关资料》，认为红军长征是大无畏的战略大转移，这条道路也是能够走得通的。三是1946年朝日新闻社东亚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一书，认为红军的两万五千里大西迁绝对不能被称为败退，更不是溃退，而应该是为了追求新的苏区而实施的战略性移动，理应被命名为长征。在此过程中红军主力有效保存，并在途经各省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最终发芽结果，汇聚成了全国性的组织。这一叙事逻辑与斯诺《西行漫记》中有关长征的段落颇为相似。从以上简要介绍看，日本对于红军长征的评价较为客观。综上所述，在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中，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比薄复礼的《神灵之手》英文版早近半年，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早面世1年多，因此成为中共最早向外国介绍长征、转而在国内盛行的一本书，陈云堪称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斯诺等著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中国犹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了”。但《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传播最广，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是国外研究红军长征和中共抗日主张的首要文献。其中文版《西行漫记》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此后半个世纪里，读者一般认为是《西行漫记》最早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延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国民党还在那里说：“日本不过是皮肤病，而共产党是心脏病。”但更多的青年和学生看了这些作品后，受到极大鼓舞，纷纷追随“红星”，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走上抗日前线。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主要作品集中回答了“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红军长征的真相是什么？中共的抗日主张是什么？从而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以及亲国民党媒体对中共和红军的妖魔化宣传，讴歌了红军的伟大英雄壮举，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如同巨人安泰”。红军每次都转败为胜，在危难之际，群众并没有被残酷的斗争吓倒，反而涌现出大批新生力量，补充了支离破碎的队伍。中共“如同巨人安泰，每当被对手紧紧压倒在地时，大地就赋予他更大的神力，因为他们与人民融为一体”。“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此比喻形象地道出中共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中国共产主义是“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比较富裕的生活”。由此赢得的支持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生命。”人民对于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对于领袖毛泽东、朱德有着无限的信仰。陕北人民的习惯，家里要来了很熟的客才让上炕的，而“红军同志来了，他情愿把夫妻同睡的炕，让给红军战士睡，而自己却跑到别人家里睡”。中共领袖和群众真正地融为一体。对于“苏维埃巨人”毛泽东来说，“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走”。“蒋介石悬赏8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蒋介石悬赏25万元，要我（朱德——笔者注）的头，要毛泽东的头和其他人的头，他甚至公布了一个首级价目表，从班长开始，按照等级定价。他派飞机到我们阵地上撒传单，要是有哪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列在名单里，或者给他开列的赏额太少了，自己反而觉得是耻辱。”1936年10月底，斯诺准备返回北平时，在西安看到为蒋介石而戒严的排场，由此说：“总司令的驾到同我记忆犹新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毫不在乎地走在红色中国的一条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难忘。而且总司令并没有人悬赏要他首级。这生动地说明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斯诺由此在“红色中国”发现了“东方魅力”：“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只有在陕北苏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领袖和群众才真正地融为一体！”斯诺离开西安1个多月后，“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其部下张学良、杨虎城“兵谏”。1927年以来中共一直坚持对外实行反帝、对内实行土地革命、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的主张。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口号改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前提是如果国民党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保证人民的公民权，坚决抗日，共产党就同意把红军和苏区统一到国民党政府之下。但是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决不会放弃实现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号”。以上关于中共性质和政策主张的论述，说明中共始终紧紧依靠人民，不断朝着解决反帝反封建的时代问题轨道上前行，因而获得人民的支持。红军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实力派。如果红军真如国民党所说仅系“跳梁小丑”，那么何须南京政府及其各省当局集中百万军队，每年耗费大部分国家财政进行“围剿”？国民党屡屡限期消灭红军，可是红军并未被消灭，反而是国民党军队给红军“送”了不少枪弹武器。红军“既无海口可买，又无新式兵工厂，而连年作战之消耗，以及红军武器之扩充，都系缴自国民党军”。红军是组织最好的军队。美国学者韩蔚尔在四川“红区”花了三个月写的《中国红军》一文，被认为是“第一篇彻底的、完全公正的关于中国红军的故事”。韩蔚尔调查发现，入川红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胜利往往并不全靠人数与武器，精神方面的教育进行得很猛烈，“用读书、听讲、演说、记忆、唱歌等方法，将红军彻头彻尾地施以共产主义的洗礼”。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地方军阀相比，红军显然是“人民的保护者”。红军是政治上铁打的军队。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斯诺自己原先也有这样的模糊观念，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完全错了。红军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红军士兵平均年龄是19岁，红军军官平均年龄是24岁。红军指挥员中的伤亡率很高，因为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红军军官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在斯诺问这个问题后，现场有12个人立即站起来回答：“红军是革命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红军帮助农民。”“我们在这里人人平等；在白军中，士兵群众受到压迫。我们为自己和群众打仗。白军为地主豪绅打仗。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士兵受奴隶待遇。”“红军战士是志愿当兵的，白军是强征来的。”“资本家的军队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红军为无产阶级打仗。”“军阀的军队的任务是收税和压榨人民的血。红军为解放人民打仗。”红军“常以共产党员、团员为红军模范，此辈共产主义者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民党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红军深得民心，不仅在于农民拥护红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的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红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战斗力非常强。原因一是“赤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二是“民众给赤军以帮助”，三是“赤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赤军中及共党中之许多人才，确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才。”红军抗击占极大军事装备优势的国民党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纪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斯诺“原以为他们一定是完全靠劫掠来维持生活”，结果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着手建设自给经济，就能够使他们守住一个根据地而不怕敌人的封锁。斯诺写道：“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如果说这是难以相信的话，我可以作证，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装备起来的，这些武器都是那些国家大量地卖给南京政府的。我看见红军使用的惟一俄国制步枪，是1917年造的产品。”红军是为了穷苦大众的信仰而顽强奋斗的队伍。被红二方面军释放的传教士薄复礼并未攻击红军，反而说：“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但他们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并在实践着其原理，那些人最重要的是为了坚守自己一切为穷苦大众的信仰而在顽强奋斗”。红军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战斗的队伍。斯诺写道：“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让人感到“中国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以上关于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描述，实质上反映了古田会议以来中共确立的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性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要求，这正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经曲折而不衰的最核心的秘诀。红军长征是有主义有信仰的。假如没有为国为民的目标，“为什么这些老头儿小孩子妇女们跟你们跑两万多里？”红军长征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红军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从世界军事史上比较，“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油画《红军过草地》，董希文作品，1956年（图源：网络）红军长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它向十一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是因为有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篇大道理？”红军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斯诺希望：“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红军长征是“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由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一个刻骨的嘲弄。”因此，红军长征是“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这一论断并不是后来者总结的，而是早在1937年2月就由亲历者提出的。关于长征胜利的原因，毛泽东认为：“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之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红军长征是“逃跑”还是战略转移？是失败还是胜利？对于当时人们就存疑的问题，从早期的传播作品中即可寻找出答案。有人以为红军甘心内战，不顾外患，是否这样呢？显然不是。“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廉臣”借此宣传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人民不断加入红军主要是为了北上抗日。有些人认为红军战士是因利诱而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试问，这样的物质条件，怎能沿途招来无数新战士？”“之所以能够不断吸收人民加入红军者，主要是有一个明显而严正的政治目标——北上抗日。”红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有无限的吸引力。“若说一种磁石遇到铁就把铁吸引住的话，那么接近红军周围的军队就是铁，而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磁石。进入陕北之东北军，杨虎城之十七路军等无一不被红军的抗日思想所影响。”在中央红军北上途中，1935年中共中央就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为阻止日寇侵略，中央红军决定誓师东征。但未估计到南京政府会把20万军队开入山西，准备与红军决战。所以，红军又忍痛回师陕北。对此，红军宣言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综上所述，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主题，总体而言就是谱写英雄的史诗、吹响抗日的号角，反击外界的污名化报道，为年轻的中共和红军在全世界“正名”。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到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这段时间内，欧美有10多个冲破国民党封锁的冒险者，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与中共和红军的直接接触，“结果导致了一场盛赞中国共产党的宣传”。R.L.达弗斯在评论《续西行漫记》一书时，概述了当时报道的倾向：“很明显，不把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中国士兵们理想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续西行漫记》中看到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那个时代最富吸引力的革命者。”如果“残匪论”还未完全破产，那么，这就是对它致命的一击。那些冲破封锁的冒险者们的著述，尽管不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确实强化了《西行漫记》中广为宣传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形象”。从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到投入全国性抗战，中国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为了适应当时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起伏中终将获胜，因为“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利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因为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他们来承担，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后来的历史一再证实斯诺预见的准确，也一再昭示了人民必胜、正义必胜的真理。
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体现的是由“他者”采访讲述再加亲历者自我表述的方式，传播事实确凿、人物形象丰富，较少直接宣灌，易为大众接受，所以能够迅速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释放了当时世界所迫切需要关注的信息，使得“红星”不但“照耀中国”，并且“闪耀世界”。具体而言，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特点有四个方面：（一）与国际人士合作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中国红星闪耀世界”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典型特点之一，是国际合作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先是向欧美大国传播，在国外产生较大影响，后又传播回国内。如果把中共和红军形象地称为“中国红星”，那么红军长征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就可以形象地称为“中国红星闪耀世界”。首先是陈云的报告和《随军西行见闻录》闪耀共产国际和苏联。以陈云的报告为基础整理的《英勇的西征》发表在《共产国际》刊物上，《随军西行见闻录》除了发表在巴黎由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还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王福时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时，把《随军西行见闻录》附录在后，红军长征很快为国人所知。其次是斯诺关于红军长征的系列作品闪耀英美。斯诺的作品被中国人翻译后，突破国民党重重新闻封锁，“红星”因此得以“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美国学者费正清说：“《西行漫记》之所以成为一部名著，是因为它的成书恰逢其时。”“1936年，中国共产党刚刚胜利地完成了他们从中国东南到西北的大撤退，并着手他们的统一战线战略。正当他们欲把其战斗历程公诸于世的时候，恰逢斯诺这位外国记者来到，而他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王福时在1937年4月陪海伦·斯诺访问延安时，把斯诺等著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即引用了该书中他和斯诺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并加以注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因此随着《论持久战》的出版，在中日战争期间广泛传播。最后是紧随斯诺之后的外国记者揭开“红色中国内情”。自从斯诺敲开“红色中国”的大门之后，一些外国记者、作家、医生甚至军事观察家纷纷辗转到达陕北，探寻红军长征的足迹，向世界讲述长征的故事。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尼姆·韦尔斯（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红色中国内情》(中译本《续西行漫记》）、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海伦·斯诺在致王福时的信中回忆说：“这是一次真正的中美合作。”王福时也说：“这是中美友谊的结晶。”《伟大的道路》长征篇是该书的高潮部分，“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也许是张国焘搞分裂的历史”，“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记录”。（二）由亲中共人士帮助传播，或由中共党员秘密组织传播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特点之二，是由亲中共人士帮助传播，或由中共党员秘密组织传播，“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是生死攸关”。首先是宋庆龄的穿针引线。斯诺在上海多年，结识了宋庆龄，并同她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经宋庆龄介绍，斯诺又结识了鲁迅，斯诺认为鲁迅是教他“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在宋庆龄、鲁迅等人的影响下，斯诺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自己的榜样。正是由于宋庆龄的穿针引线，斯诺才得以通过地下党搭上关系进入苏区的。”其次是张学良等东北军人员的帮助。海伦·斯诺1991年5月在给张学良的祝寿信中回忆：“如果没有您，埃德加·斯诺决不会在1936年试图去保安，完成他的经典图书《红星照耀中国》。并且，我也不可能试图在1937年独自去闯延安。”《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出版策划人王福时，其父亲王卓然是前东北大学代校长，深受张学良器重。由于出版时间紧迫，王福时组织斯诺的秘书郭达、《外交月报》工作人员李放和李华春分头翻译。郭达是1931年加入中共的党员，李放和李华春都是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张学良委托并资助王卓然主持在中南海出版《外交月报》和《东方快报》，而王福时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则一直得到父亲王卓然和他的员工的支持。最后是中共党员的秘密组织传播。陈云化名“廉臣”写作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邓发化名“杨定华”写作发表《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山西》，他们化名都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便文章能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外国记者到陕甘宁苏区采访，受到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协助。斯诺赴陕北采访时，“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为我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这份介绍信是通过第三者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的。”其实，“用隐形墨水写的那封信是徐冰给我的，他当时是东北大学的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才得知这封信是中共党员柯庆施受刘少奇的委托写的，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他的副手是彭真，还有徐冰、薄一波等。经徐冰之手，这封“隐形信”交到斯诺手中，成为他陕北之行的“通行证”。斯诺到西安后，“王牧师”陪他去陕北苏区，这个“王牧师”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其与潘汉年有秘密联系。回上海后，“王牧师”于1937年7月以“幽谷”的笔名在《逸经》杂志发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最早发表的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而《西行漫记》的出版策划人胡愈之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在“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里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1939年胡愈之还出版了《续西行漫记》（即海伦·斯诺著《红色中国内情》）。（三）除了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外，其他著述很少提及遵义会议详情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典型特点之三，是除了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外，其他著述很少提及遵义会议详情，而遵义会议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传播浓墨重彩的内容。首先，陈云的报告对遵义会议作了简述。报告中讲：“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该报告中的“第六次反‘围剿’”是当时的说法，“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是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遵义会议的详情则出自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这份珍贵手稿，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证，基本理清了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其次，《红军长征记》未提及遵义会议详情。因为“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角、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绝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下级干部，并非政治局委员，而遵义会议精神传达被限制在很小范围，所以他们并不了解详情。参加遵义会议的领导和将领由于工作太忙，并没有参加写作。征稿结束后，毛泽东认为缺少一篇对红军长征的总记述，并说“最好由我执笔写”，但由于工作繁忙和时局变化，未能写就，遵义会议详情也就无法从毛泽东笔下领略了。
最后，《红星照耀中国》等外国著作对遵义会议着墨也极少。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的长谈并没有涉及遵义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加之中共中央宣传有纪律，“内外有别”，不会把中共党内高层斗争的内容公之于国统区和外国人面前。
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典型特点之四，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策划传播，红军将士真诚表述。毛泽东本人作为红军统帅和文章大家，深谙革命既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的硬道理，非常重视中共革命理论和红军长征的宣传。经他和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红军长征的国际传播有三个环节显得非常关键。一是中央红军长征还未结束就派陈云等代表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又派邓发等代表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二是抓住外国记者访问陕甘宁苏区的机会，号召红军将士集体书写长征亲身经历，向国际社会宣传。三是妥善安排红军将士坦诚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周恩来在接待斯诺时说：“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就这样，中共巧妙地借助外国记者之口笔，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粉碎了敌人的污蔑和诽谤，将红军长征的真相和中共的抗日主张公之于世。而毛泽东本人虽未写就一篇《红军长征记》总序，给世人留下莫大遗憾，但其写于1935年10月的《七律·长征》，借助斯诺的著作首先发表，由此闻名于世，堪称“长征史诗中的史诗”。另外，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一段论述气魄雄浑、总结精辟，可谓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史家之绝唱”。综合考察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特点，就会看到这是自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成功的国际传播。这些传播作品积极回应时代之问，用确凿的事实回答了国内外人士的关切，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播奇兵”中既有中国共产党人，又有外国记者，还有意料之外的外国传教士。传播范围既包括社会主义苏联，也包括资本主义列强美、英、法等国，更包括中外各种政治势力错综云集的国民党统治区。传播路径先国外，后国内，虽然迂回曲折，但传播范围却较为广泛，凸显了作为世界战争奇迹、人类伟大史诗、中国革命大转折的红军长征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对于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中共来说，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不畏国际强权、不惧国内暴政，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国际正义力量的若干同情和国内人民的强力支持，就成为红军长征早期国际传播的必然效应。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突破了国民党的重重新闻封锁，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散布的所谓红军是“流寇”和“赤匪”的谎言，向外界披露了红军长征的真相，及时传播了中共的声音，阐明中共关于时局的主张，对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从大历史视野看，“长征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1/4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长征中年轻的、“跟着走”的红军将领——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带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开始了“新长征”，并且自信地说：“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新长征”，需要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因此，回顾红军长征的早期国际传播，对于讲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长征”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注：本文转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公众号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