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体育思想对于新中国的发展也影响颇深。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如何形成？在他的眼中，什么是体育、体育的位置、体育的功效、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参加体育、如何坚持体育？关于这些问题，他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至今引人反思，耐人寻味。

一、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如何形成

1、“意志哲学”的熏陶

毛泽东自幼向往秦皇汉武的事迹，深受传统儒学教育的熏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1913年至1918年），他曾认真研读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并做了万言书批，这些书批是毛泽东早期体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泡尔生的“意志主义”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基础和源泉。

2、杨昌济老师的影响

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也是青年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因素，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的学识和人格魅力上，同时也体现在生活习惯的方方面面。比如他主张做事勤勉、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珍惜时间、冷水沐浴、长途步行等，这些行为习惯使得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争相效仿。正是在杨先生的影响下，毛泽东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狂热爱好者和顽强参与者。

杨昌济老师

3、民族危机的激发

1915年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毛泽东在《明耻篇》的封面上挥笔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可是，当时的中国正“国力苶弱，武风不正，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何以卫国、何以救国？后来《新青年》刊登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今日之教育方针》，文章介绍了日本福泽谕吉的“兽性教育”，陈独秀进而反思道，“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这一连串残酷的现实都促进了青年的毛泽东对体育意义的思考。

二、毛泽东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体育之研究》 是毛泽东于1917年4月1日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这是毛泽东首次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史上的力作。文章用例旁征博引、语言流畅简洁、说理深入浅出，客观反映了体育在当时社会中的状况，对体育之真义、地位、效用、方法和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做了详细论述，充分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的体育思想。

1、体育之真义：人类自养其生之道

在《体育之研究》开始的引言部分作者就提出了文章的逻辑起点——何为体育之真义？这个起点正是构成文章主要观点的认识前提。可以说，作者对“体育之真义”的论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继承。作者称体育是“人类自养其生之道”并且在论述过程中借用孔子之燕居、庄子效法于庖丁等事例佐证，可见其对体育的理解是在对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基础之上。此外，“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也从另一侧面折射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当然，这一继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性发挥，在一些根本认识上还是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身心关系的重新认识。传统的养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更强调“心”的作用，儒家文化中也有“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此八者也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即把“心”放到了首位。而作者在这点认识上却突破性地将“身”提到了第一之位置，毛泽东虽是在1918年以后才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但这种对身心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已经初见唯物辩证法端倪。

另一方面，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吸收也构成了本文“体育之真义”的理解前提。《体育之研究》写作的年代正是中国以“军国民主义”为思想的德日体育体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当时的体育更多的是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性和工具性色彩。作者对体育之真义的理解则是从体育的工具性认识回归到人文理性，即对人个体发展的关注。

2.“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

作者并不是没有停留在体育自身或教育学的视域内去理解体育，而是站在个体全面发展和人生价值实现的角度上去综合考虑德、智、体三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是在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之上对体育之于个体三育发展进行考量。此外，在谈及体育在人生不同阶段位置，作者对“小学之时，宜专注于身体之发展，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和“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也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体现出一种善于捕捉主要矛盾的认识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位教育家的体育观正好和毛泽东的“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遥相呼应，这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完全人格，首在体育”。1919年2月蔡元培先生在《教育之对待的发展》一文中提到“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忠孝，人伦之大道也，非健康之本，无以行之。” 无论是其中的观点还是分析，都和《体育之研究》不谋而合。

3.为何不运动：“无自觉心”、“积习难返”、“提倡不力”、“以运动为羞”

体育参与的动因是发展体育运动的基本要素，然而就是这个根本性问题不仅在作者的年代成为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阻碍，即使是在当下的社会也是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等活动开展的未解难题。

作者把人们不好运动的原因概括成四条：一是人们对于参与体育运动“无自觉心”，二是我国历来重文轻武的“积习难返”，三是主事者的“提倡不力”，四是学习的人“以运动为羞”。其中第一、四条属于主观因素，第二、三条属于客观因素，而其中的核心因素就在于个人主观的“无自觉心”，也正是因为“无自觉心”使得即使一些参与者的体育活动“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比如在体育课上，虽然有体育的形式，也有体育教员，但真正受益的人却很少，因为“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时过境迁，然而现在的体育课堂却仍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体育场地有了，体育课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但为何还有那么多的大、中、甚至小学生乐意通宵达旦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而很难抽出一个小时来参加体育锻炼？还是那个源命题：“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动其主观”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1952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观看体育比赛

4.体育之效：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

关于“体育之效”的论述可以说是文中最为精彩之处。作者首先指出了运动之于的价值，“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这不仅是对当时一些教育家“身心二元论”的否定，同时也从对体育功能的阐述上使体育的定义回归到人文理性。关于体育在促进人身体强健的作用上，作者用矛盾转化的观点分析了弱者因体育变强、强者因嗜欲返弱的科学道理，这一点也是符合辩证法精神的。

对体育功能递进论阐述可以说是作者在论述体育之效中的核心部分。文中用了“至于……因而……因而……因而……”的语言结构表明了体育是一个“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多元发展过程，事物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体育的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强筋骨为其基本功能，因筋骨强而又耳目聪明，因此学习知识效率也提高，身体健康才能使情感健全。同时，体育运动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挑战自我的行为，猛烈、不畏、敢为、耐久这些优良品质都能在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培养，因此体育可以强意志，这一点也被作者认为是“体育之大效”。对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理解已经不是从体育本身或者教育的范畴来思考体育之效，而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辩证发展的过程。

5.如何才能坚持体育：方法的选择

在现实中经常会有一些人出于一时的热情或觉悟而开始参加体育运动，但是大多数人总是以半途而废而告终，究其原因，或出于因困难而生的气馁，或出于因惰性而生的倦怠，或出于因久练无效的失望，亦或无法忍受运动中的乏味。其实这些原因都可以概括成一点，就是运动不得法。既然参加了体育运动，如何才能得以保持，使人们长久获益？这就是《体育之研究》通过对体育运动方法的阐述来揭示的道理。

在阐述体育锻炼方法方面，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夫应诸方之用，与锻一己之身者，不同。”文中把各种用于专业技能和体能培养称为“应诸方之用”，把以锻炼自己身体为目的称为“锻一己之身”，明确指出了“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因为对于体育锻炼如果方法多而不精反而无益，如果方法少反而容易掌握，更容易持之以恒，同时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锻炼的效率也会增加，也就是更容易达到作者所说的“有恒”、“注全力”、“蛮拙”三个条件，这样更容易产生良性循环。

毛主席畅游长江

1、体育应该是所有人的体育

大众体育的英文翻译是”sports for all”，意为“所有人的体育”或“为了所有人的体育”。毛泽东体育思想就是站在这一基本价值观下，它把体育视为所有人的权力，并认为所有人都应当从中获益，把体育的最终目的定为能够使“人类自养其生”。当前大众体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不少问题（地位的缺失、认识的不足等）正是因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错位。作为国家的重要领袖，毛泽东不仅是在《体育之研究》中表达了对“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担忧和体育改变国民现状的愿望，即使在艰苦的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他也不忘号召军民锻炼身体，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更是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且还重点强调“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因此，不管任何时候，在权衡体育发展时，都需以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使体育能够真正成为所有人的体育并服务于所有人。

2、体育应该是第一位的教育

贯穿毛泽东体育思想中的是“健康第一”的体育观和育才观，正所谓“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也是毛泽东的基本体育思想和教育思想，即使在以后进入了和平年代亦是如此。解放后他曾致信当时教育部长马叙伦，强调要“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以至于马叙伦还怀疑主席是不是笔误把顺序写错了，殊不知这早已是毛泽东的基本教育思想。然而在当今物质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的条件下学生的体质却日渐令人担忧，中小学的体育课被升学考试所挤压，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科目；大学体育稍为乐观，学生开始有了独立支配的时间，但是学校的工作重点依然是在高水平的竞技运动上，普通学生的体育生活依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都需要人们再次反思当代体育观与育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