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学乱象从何来

自研学旅行在我国推行以来，行业还从未经历过如2023年这般喧闹的暑期。

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研学团，成为占据各大博物馆和景区预约名额的一大来源，部分研学团缺乏秩序，让其他游客抱怨旅行体验不佳；

一些研学团货不对板、质量不佳，开盲盒式的研学旅行让家长大失所望；

动辄几千元的价格，则让媒体质疑研学旅行是否已变成一门高价的旅游生意……

作为一种文旅融合新业态，更是教育界拓展实践教育的一种路径，研学旅行承载着社会的正面期许。

然而，这个暑期，研学旅行为何乱象频频？面向未来，研学旅行路在何方？

△孩子们在重庆广阳岛的“生态研学课程”上学习辨识各种植物（唐奕/摄）

01

错愕与担忧

“一些市场上存在问题的研学团，可能已经变成一种‘卖人头’的生意。”

刘健坐在一列穿山越岭的高铁上，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达着他对研学旅行发展的担忧。

他希望研学旅行能让更多孩子感受课本之外的世界，但这个夏天的“研学热”让他感到忧心忡忡。

刘健发现，很多原本应跟随研究性学习课题边游边学的研学团，开始变得和普通旅游团一样走马观花，研学也从一种具有教育属性的实践活动，变成了部分机构数人头赚钱的买卖：

“一些研学活动被层层分包，中间的商家赚取中介费甚至倒卖预约门票，而出了问题就甩手不管了。”

感到忧虑的不仅有刘健这样的教育专家，还有一些研学机构负责人。

北京大声呢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专注于艺术研学服务，经历了疫情考验，其创始人林楠深知行业发展得不易，她一方面为市场重新恢复生机而高兴，一方面为这个暑期“研学热”的非理性状况而担心不已。

“今年有太多原本不在这行的企业纷纷做起了研学，还都早早地完成了大量招生。

光是‘清北研学营’就很多，且早在学校并没有开放参观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招生了。”林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暑假尚未开始，便有家长将这些招生信息发给林楠，询问其机构是否组织这类活动，林楠在错愕的同时还产生了恐慌。

即便学校届时开放参观，是否能容纳接待如此数量的团体？

各种机构都在做研学，他们是真的带孩子们研学还是空有旗号，组织过程是否规范？

2023年7月8日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提前预约的游客开放参观，就在此前一天，北京大学保卫部发布了一则针对某研学团队违规入校的情况通报。

此后，又有多家媒体对研学活动价格虚高、质量堪忧的问题进行了曝光，印证了林楠的担忧。

“如果在孩子和家长眼里，‘研学’是这个样子的，我会感到很遗憾。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不良体验带来的负面印象会影响孩子参与研学的兴趣。”林楠说。

一名业内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不仅社会化研学存在乱象，一些校方组织的研学也存在货不对板、价格过高的‘强制性消费’，让家长叫苦不迭。

研学是高度分散的行业，校方、消费者与目的地无法直接对接，需要通过研学服务机构，而这些机构鱼龙混杂，在衔接环节，不乏只瞄准利益交换、不看服务质量的现象。”

针对“货不对板”，辽宁博物馆工作人员耿雷撰文举例，就博物馆研学而言，很多带队导师对文物一知半解，讲解知识漏洞百出，或是索性对着文物说明牌照本宣科。

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语焉不详、左右言他。

更恶劣的情况是，将陈列文物张冠李戴，把错误信息灌输给学生。

还有一些机构干脆在展厅搞“探索与发现”，让学生拿着“任务卡”在场馆穿梭，自己找答案填空，不仅扰乱公共场所正常秩序，影响他人观展，还存在安全隐患。

“监管急需跟上。”

刘健建议，一方面要针对社会化研学游，明确主管部门的监督职责；

另一方面，针对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校方也应充分调动家委会力量，在招投标和执行环节进行制度化监督。

△哈尔滨 “淘学企鹅馆”的海洋实验室，工作人员在给孩子们介绍海洋知识（王建威/摄）

02

乱从何来

多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业内资深人士表示，虽然研学旅行的需求面覆盖了全国近2亿在校中小学生，长期来看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但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内，消费热情并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

这个暑期，情况发生了转变。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厉新建认为：

“旅游需求在过去三年因被抑制而急需释放，选择研学游是家长们在补偿性心理下的集中释放行为。”

一名家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目前暑期研学活动更像为了满足压抑许久的“让娃旅游的需求”，这种需求与“80后”“90后”双职工父母并不充裕的年假之间产生了矛盾，“折中的办法，就是报研学游，让孩子单飞”。

厉新建还认为，需求爆发也受部分家长内卷心理因素影响，“害怕孩子输在任何一条起跑线上，包括所谓研学旅行赛道”；

同时，学校组织的研学旅行并没有在“双减”政策后腾出的时间中充分展开，从而导致暑期社会化研学旅行火爆。

需求的猛增让旅行社看到了新的盈利增长点。

有旅行社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国内旅游的正常利润是8%-10%，而研学团的利润空间在20%-30%。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研学旅行相关企业1.49万家，受疫情影响，2019年后研学旅行相关企业每年注册量有所减少，但2023年前5月，我国新增研学旅行相关企业322家，同比增加了79.89%。

企业数量的增长不代表供给质量已同步跟上。

在刘健看来，乱象的出现和良莠不齐的旅行社大规模入局有较大关系：

“对研学缺乏正确认知和专业能力的旅行社，将做大众旅游团的粗放方法移植到研学，扰乱了市场秩序。”

根据国家旅游局2016年12月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正规的研学旅行活动应配置一名项目组长和至少一名研学旅行指导师。

但在人才供给上，研学旅行正面临着“生手与手生”的问题。

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主笔张杨认为，高职院校培养的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专业毕业生走出校园后还需积累实践经验，而行业中原有的专业人才在疫情期间出现流失，回归行业后重拾业务又需要适应时间。

“由于人才紧缺，市场上的研学产品良莠不齐，且同质化严重，大量需求挤兑到限量性资源如文博场馆和清华北大等名校，这些限量性资源有的未能及时调整限流措施，有的并非为参观而设计，一时间就出现了供需错配下的乱象。”张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学席研学团的师生在南岭观察昆虫

03

成长的烦恼

针对暑期景区研学团与其他游客“挤兑”的现象，文化和旅游部门已作出反应。

2023年7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升暑期旅游景区开放管理水平的通知》提出优化预约管理、强化弹性供给、实施错峰调控等多项措施。

近日，杭州市属52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场馆又提出周一不闭馆、延长开放时间满足参观需求。

张杨将研学旅行当前经历的发展挫折视为一种“成长的烦恼”：“社会对高质量研学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但优质供给不足，没能满足社会期待。”

研学旅行承载着怎样的期待？

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燕的回忆，2012年，时任教育部主要领导表示，日本成群结队的中小学修学旅行给人印象深刻，对比之下，我国的教育方式确有应改进的地方，否则，孩子的身心健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情感的养成都将留下不足。

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认知与实践脱离的倾向，研学旅行则可成为探索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

2012年，教育部针对研学旅行成立了专项课题研究小组进行政策研究，并在后续选取了8个省（区、市）率先开展研学旅行试点工作。

2013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首次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2016年底，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并将之置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战略新高度。

张杨将《意见》的出台视为一个分水岭。

此前，研学旅行更多是“由下自上”的散点式探索，是市场力量的自发尝试。

《意见》出台后，“自上而下”的引导力量将研学旅行产业的发展带入了快车道。

随着国家级政策密集出台，地方相关主管部门积极跟进，相关产业扶植政策、规范标准等文件陆续出台，加速了需求的释放和供给的跟进。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3年3月发布的《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2022-2023）》，2019年我国研学旅行增长至480万人次，2022年研学旅行人数突破600万人次。

不过，多名受访对象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按教育部要求由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在很多地方还受制于教育水平、经济条件、校方主动性等多重因素，未能全面铺开，研学旅行整体发展不均衡、不充分。

对研学行业来说，进一步调动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的研学需求，同时在供给端做好产品研发与流程管理，满足社会期待，需要时间并付出巨大的努力。

△研学团队经过快速通道进入故宫 （金良快/摄）

04

教育还是旅游？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研学旅行，教育界与旅游界有着不同诉求。

在认知上，教育界认为研学旅行是一种教育教学活动，《意见》明确提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旅游界则看重其旅游属性，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将研学旅行定义为“进行体验式教育和研究性学习的一种教育旅游活动”。

对假期市场上研学机构所组织的研学活动，教育部门持何种态度？

教育部办公厅于2023年7月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年中小学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对家长作出了安全提醒：

“要理性看待、慎重选择夏令营、研学、游学和校外培训，防止侵害学生合法权益、危害身心健康事件发生。”

实际上，教育部办公厅2017年发布的《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的通知》已提出：

“根据教育教学计划灵活安排研学实践时间，一般安排在小学四到六年级、初中一到二年级、高中一到二年级，尽量错开旅游高峰期。”

因此，校方组织的研学活动基本在学期内开展。

教育界要求研学旅行做到“安全第一”。

王晓燕认为，教育范畴下的研学旅行，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不是“教育+旅游+文化”的简单拼盘。

校方组织的研学旅行要做到有主题、有任务、有路线、有人员分工、有时间安排、有应急预案，并公开方案内容，与家长签订协议书。

旅游界对于研学旅行的诉求则有所不同，更多看重其对旅游消费和文旅融合的促进作用。

例如，甘肃敦煌近年来便依托人文遗迹和自然景观，打造出了敦煌小镇鸣沙书院、莫高里工匠村、敦煌研究院“莫高学堂”等研学品牌，并将研学游作为重点培育的文旅新业态。

在张杨看来，从文旅角度，研学旅行不仅是一个细分市场：

“它所要求的产品研发能力较高，可以成为引领旅游产品生产方式变革的前沿阵地，带动文旅行业产品研发模式和服务模式提升。

同时，研学旅行可以成为城市优势产业的放大镜、城市产业优势与文旅消费的转换器，创造城市的新名片。”

研学旅行依托于“游”，也不可缺少“学”，其复合属性和多元场景，决定了管理的复杂性。

目前来看，教育、文化和旅游部门对于研学旅行的规范和推动起主体作用，而公安、财政、发改等多部门起保障作用。

多名受访对象认为，研学旅行的顶层设计应进一步完善，期待由多个国家部委联合，尽快出台更高层级的规范意见，保障行业健康发展。

张杨建议：“行业也要进行自我监督，严格落实已出台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企业要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流程标准，保证每个环节的安全性，提高体验性。”

05

呼唤标杆企业

“长远来看，研学旅行还需要一批具备一定规模的标杆企业、龙头企业形成引领作用。”张杨说。

“研学旅行不是带旅行团那么简单，在课程研发、资源对接、安全保障、服务配套等方面都要精细、专业。研学产品不怕小，怕不精。”刘健说。

观察人士认为，经过多年探索，行业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精良的研学产品。

同时，研学目的地建设也出现了标杆性城市。

浙江绍兴自2003年起便开发了“跟着课本游绍兴”研学游线，后续又推出鲁迅研学之旅、黄酒研学之旅等。

2020年，绍兴编制了《绍兴市研学旅行产业专项规划（2021-2025年）》，提出“打造研学旅行目的地城市”。

作为研学旅行的核心承载空间，研学基地营地的建设正处于扩张生长中。

根据比地招标网的数据，2022年研学基地营地项目占总招标项目数量的43%，比2021年提高18个百分点。

“基地营地与校方的直连趋势正在形成，可以期待基地营地在研学的产业供应链中发挥更大作用。”

张杨说，“同时，产品分层会更加明显，越高层级的产品对企业要求越高，通过监管和疏导，劣质者会被市场淘汰。”

《意见》明确表示，研学旅行“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帮助中小学生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着力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这说明，研学旅行的终极目的指向教育，指向“立德树人”的宗旨。

“虽然研学旅行当前的健康发展面临一些问题，但不能否认其在教育、文旅消费和带动就业上的多重价值。”

张杨说，“它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使教育的途径和方式更加多元化，让全社会形成新的认知，改变‘唯分数论’下对成功的定义。”

刘健回忆起他的一次带队经历，当他从利用几天的行程用秦岭的石头讲解了当地地质运动之后，一名女生说：“刘老师，我对石头有了‘石感’。”

“也许这个女生就因此对地质科学产生了兴趣。”

刘健说，“一次好的研学旅行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作者：覃柳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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